走出“職稱越高、離講臺越遠”的怪圈

　　——浙江大學“教學新政”引發(fā)的思考

　　浙江大學近日設立了教學最高崗位--“求是特聘教學崗”。6位長期從事本科基礎教學的高水平教師成為首批受聘者，他們將享受與“長江學者”一樣的待遇，年津貼20萬元。

　　在國內一些高校，上課成為“副業(yè)”，教授離“三尺講臺”越來越遠，高等教育質量的下降引人關注。浙大推出的“教學新政”，力圖改變重科研輕教學、重論文輕授課的考核方式，引發(fā)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層思考。

　　上課成教授“副業(yè)”　癥結在考核導向

　　近些年來，在各地爭相建設“科研型大學”背景下，“名師不上講臺”已成為高校的普遍現象。在“重科研、輕教學”的考核指揮棒下，許多大學教師將大量精力花在論文和課題上，無暇顧及課堂教學。

　　職稱越高，離講臺就越遠。浙大改革前的一項調查顯示，全校3000多位老師，沒有承擔教學任務的約占20%。這其中除了身體等特殊原因外，大多數是科研任務較重的高層次人才。

　　這項調查同時顯示，浙大教師人均課程承擔量為每年130課時左右，多的三四百個課時，少的僅幾十個課時。“課時量多少當然會因學科不同而不同，但究其根本，教學量的多與少，教得好與不好，和晉升關系不大。”浙江大學副校長來茂德說。

　　“在原有的考核體系中，科研因子是‘顯性’的，有論文、有基金等數據支撐，而教學因子是‘隱形’的，效果要長時間才能體現。”來茂德說，譬如一個“973”“863”項目匯報會，如果和上課沖突怎么辦？現實中的解決方法就是請別人代課。

　　因為重論文輕教學，導致一些高校“教學型”老師被邊緣化。記者曾采訪過一個典型案例：上海交通大學講師晏才宏一生致力于課堂教學，深受學生們喜愛，但是由于缺少科研成績，58歲去世時連副教授也沒評上。

　　一些大學生在網上這樣寫道：“我不禁要問：究竟如何才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師？我們常常會發(fā)現，一些教授只是把授課當作副業(yè)，并未具備足夠的認真程度，又或是講得過于深奧難懂，上得學生們不知所措。”